本来答应好写I3的，估计也至少写了上千字了，一个转眼就没了，让人沮丧。

spaces真的让人失望，不想在郁闷的时候诅咒你，我睡觉去。

最近iverson西迁，已向li作出承诺，写一篇相关评论。

但最近日子真是紧促，写评论性的东西不适合，静候！

     组里室里，年底了总归有个形式。

     周末搭在做ppt上面了，必要过程。

     明天是一在京高中同学结婚的日子，来了电话邀请，可惜不能如愿前往，遗憾！

     明晚darius将抵京，准备好让他住地下室，中国还是个艰苦朴素的国家。

     今天看到一伙人准备订火车票，才觉得该为回家过年做准备了，一打听，大学里订票时间已过，只好在中科院里订了，没有理想的车次和日期。

     也只有在年终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年中还有好多的事没做，当初惬意生活的代价就是今日的忙碌，公平。

     过去一直不过圣诞节，理由是自己不是基督教徒，又没女朋友，实在找不到理由该过这么一个节日，今年在bbs上竟然发现几个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理由是文化入侵，惭愧，总还有些人有点责任感，虽然不被太多的人接受，但终归有人愿意这么做，不过自我感觉是文化入侵好像有点严重了，真正庆祝圣诞节的人又有几个会去想这个节日的意义呢，平庸生活的年代，就给大家平庸的机会吧。

     年底了，又要做年终总结。

     一年过去，都不知道究竟是需要总结还是需要反思，抑或是静静的让时光逝去，自己还在追求着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但生活似乎很难让人如此，也许当这些日子过去的时候，你会留恋着或仍旧是无休止的反思着。

     如果会思考意味着失去更多快乐，你还愿意当不被了解的思考者吗？信念于人不停留于自我激励和安慰，充实着日子里的宁静是生活里难得的阳光，给自己一些理由吧，如果生活并不那么如意。

     感性的人不需要逻辑，思考者们忽略了情绪，生活就是这样的，你被耍了。

出于厚道人生，点名还是需要回应的。

前几天不知道是不是space出问题了，好像一直没法进行编辑。

1.要传下去的五个人

5个人有些多了，估计来这个上面看看的也就那么些人了，呵呵

在里面找几个最近留言的吧

darius？ dreamcoat？ 小吴？

2.你的名字

好快的面包 quickbread（英文名）

3.多大

25

4.职业是

老学生

5.兴趣是

运动和静止

6.喜欢的异性类型

知性文静？

7、专长/特技是什么？

脖子短，头发粗

8.有没有什么证书

无照片毕业证若干

9.有烦恼的事情吗

天气有点冷，告别室外运动

10.喜欢和讨厌的食物

喜欢：老干妈

讨厌：猪肉

11.对你爱的人说一句话

爸妈，注意身体

12.请介紹一下你要传下去的那5个人

darius：会防止我思想腐朽的大洋彼岸的有一定思想内涵的生活简单的男人

dreamcoat：透着部分男生性格的女人味十足的文学研究者

小吴：阳光个性的生命力旺盛的大洋彼岸的男人

13.选一种颜色來比喻传问卷給你的人

青色

14.用一种动物來比喻传问卷給你的人

老鼠

15.用喜欢的角色來比喻传问卷給你的人

不知

16.用食物來比喻传问卷給你的人

酸奶

17.用颜色來比喻將接棒的五人

darius：白色

dreamcoat：红色

小吴：橙色

千万别问理由，无可奉告

18.怎么看《东京爱情故事》
那个年代纯真的爱情，很有意义

19.你心中最简单卻又最难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常回家看看

20.有哪三個地方是觉得不去的话就枉度此生的

西藏、撒哈拉、伯纳乌

21.今天晚上吃什么
没有饭局，随便什么

22.如果现在有一碗孟婆汤在你面前 你会喝么？

不喝，死人喝是为了遵守规则，活着的时候不予考虑

23. 用一款香水或者一种味道來比喻传问卷給你的人

酸奶的味道

24、你最近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本命年里身体不要出毛病

25、你自己最爱的收藏是什么？

球赛

26、现在最想去旅游的地方？（箫扬添加）
拉萨

27、如果有下辈子，你愿意是什么性别？（六弦添加）

男

28、你为什么会接我的这些问题？（朝北添加）

厚道

29、嘿，几点睡觉？（trivee添加）

不一定

30、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凝香添加）

尴尬

31、最想为你的恋人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尴尬

32、生孩子的话喜欢儿子还是女儿？（荔宝添加）

尴尬

34、如果可以，你最想从曾经的哪个时候重新开始人生？（老牙加）
脚摔坏之前

35、还有没有一个人，你遇见他（她）的时候会心有余悸？（P3加）

没有

36，如果能有一种超能力，你会希望拥有哪种？（p6加）

九阴真经？

37，还相不相信理想？（废柴加）

信

38，我是不是选了六个人？（Savio加）

没有

39，我觉得这个点名的问题是我做到现在为止最无聊的，你认为呢？（leslie 加）

我也这么认为

40.我以前问过这个问题：伯母贵姓？（peter加）

我妈的隐私，无可奉告

41.想不想回家乡度过余生？（Avsolut Vodka加）

of course

42，我不喜欢崇拜这个词，所以问，最欣赏的人？（quickbread加）

一，背景：

1，20世纪后期的中国理论界

1980年代以前，垄断中国思想言论的是被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进入1980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争相涌入，至1980年代后期，政治思想领域主要形成自由民主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两大派别。其中，新权威主义只是一种操作性主张，其目标范式认同自由民主主义，具体主张是借助"新权威"的力量，逐渐走向自由民主。可以说，正如此前的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一言堂领地一样，198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是自由民主主义的一统天下，除极个别不谐音外。

八九风波后，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短暂沉寂和由官方主导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回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气象再为一变。随着"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自由民主主义理论再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外的思想主流，疆域不断扩展。1990年代中期以后，"新左派"逐渐成形，与自由主义形成对峙局面。

20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民主"成为公认"普世价值"和政治制度目标，思想界无论左右、包括官方意识形态，都不能不在形式上认同"民主"，虽然各方对"民主"的阐释大不一样。这种新"一统"局面的出现，与1980年代一样，和"国际示范"有关。

二是除新、老毛泽东主义外，思想界各派理论资源都源出西方，实际上是从西方"横移"照搬过来。无论解构、建构，都套用西方话语和现成结论。吴思的"潜规则"发现，是其间绝无仅有的例外。

上述第一个特征将民主价值和制度供上神坛，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个特征导致了思想学术的空洞化和意识形态化：既然一切学问源于西方，一切问题的答案西方教科书上早已写好，学者们当然不再有动力研究现实问题和现实状况；衡量思想学问的标准似乎只剩两条，一是谁的"原着"读得多、对**大师领会深，二是谁的意识形态立场坚定、嗓门够大。学界这种习气无可避免延伸到民间，与民间情绪结合，形成更牢固的意识形态心结，其核心凝固点是"民主"。

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一切"风气，带来价值目标的单一性和批判的单向性。一切以"民主"（有时还加上"自由"）为最高衡量，个人和社会的其它需要不是被抛在一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属次要。符合"民主"标准的政体，一切作为、设置都是好的；纵有明显缺陷，也是为保障"民主"之必须。不符合"民主"标准的政体，其它方面做得再好，性质也恶劣；做得好，只说明你本可以做得更好，结果被你的制度阻碍了，如此等等。

20世纪末，除少数纯"批判理论"外，大多数思想流派基本认同唯一"理想社会"模式，即西方民主宪政制度。按照秦晖的说法，这是思想界各派的"共同底线"。分歧只在路径不同、及所谓急进渐进之别，新的、有竞争力的政治制度方案，一直悬诸阙如。

2，中国在多种"崩溃"预言下的长期逆向发展，至21世纪初，使对另一种目标模式的探讨成为可能。

就象康晓光在《中国特殊论》一文中所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和中国的预言家根据现代化理论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预言，主流预言的核心是"中国即将崩溃"。但25年来，中国一直在这种"崩溃"预言下逆向发展。时至今日，中国不但基本保持了政治秩序长期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空间逐步扩大，中国与国际社会日渐融合。

国内外预言家们之所以前赴后继、屡挫屡奋，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完全背离了他们的根本信念，即上述以"民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形式，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全球制度竞争中胜利者的所由之径。人类偏好"统一模式"的思维习惯，将这种"西方成功经验"推断成"普世经验"；急于摆脱落后处境的竞争失败者，更在胜负比较中将胜利者特有的东西当作了成功的必由之路。人类的有限经验加有限理性，共同?造了对民主自由和西方道路的"现代迷信"。

但是，中国自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与上述理念和预测的强烈反差不断刺激着人们，尤其是刺激着极个别还没有被"现代迷信"窒息常识理性、还保持着对现象敏感和洞察的大脑：或许，"人类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历史没有唯一终点。人类的历史没有在西方终结。目前的理论只是有限的人类经验的反映，不能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因此基于这种理论对中国所作的预测必定落空"（康晓光《中国特殊论》）。

这就是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源起。

二，思想演变和理论成形

下面从康晓光几篇重要文章入手，解析他的思想从"民主法治"到"特殊国情论"，从普世观念到具体分析，从被动接受西方到主动立足国情，最终建构出符合"中国特殊性"系统理论的过程。

1，《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1999年）

这篇文章首次显露了作者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关注。与人们今天看到的康晓光不一样，文章从分析到结论，都没有摆脱西方主流理论的框架和规范。

例如，文中一再强调"政绩合法性困局"是权威主义政治的不治之症，"印度尼西亚的事件似乎在告诉人们：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民主政治的支持，没有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

但是，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其思想史意义，也在于它包含了作者当时一些独立思想的印记；这些零散印记，就象思想的火花，最终燃成"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冲天火光。

试举几例：文中说，"一般情况下，[效率]和[公平]被视为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但是在今日中国这一判断并不成立。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来投资疲软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唯一出路"--这段话可视为作者后来民本主义、现代仁政说等系列思想主张的原始形态表露。


2，《未来三-五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2002年）

这篇文章立足于中国独到经验而非西方教条，如横空出世、天马行空，可说是迄今为止最深刻全面分析当代中国权威主义运作模式并判断其有效性的作品，堪称权威主义政治理论的颠峰之作。作者将分析和预测定位为3-5年，凸现了“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开放性特征。

3，《再论“行政吸纳政治”》（2002年）

4，《论合作主义国家》（2003年）

这篇文章是“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成形之作，它立论的基础是：政治制度的好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好的”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也存在“坏的”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好坏不由制度本身决定，而由社会条件对制度的适应性决定。也可以说，相对于制度对社会“好坏”的决定性，社会更能决定制度的“好坏”。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验看，在发展中国家只可能产生“坏的”自由主义政体；但有可能出现“好的”权威主义政体，至少是“有效率”的权威主义体制。

在此，作者的视野进一步开阔，方案进一步贴近变化了的社会；不仅仅是“保守”，而且在保守中有创新，与时俱进；作者开始着手一种全新社会理想模型的建构。

这篇文章采用权力/资本/知识/劳动四元分析法，探讨中国未来出路，形成了包括一种理念（有效、公正、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四个原则（自治、合作、制衡、共享）、四项制度（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在内的完整理论框架。

文章开宗明义，“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却缺乏正当性。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理想及相应的制度蓝图。所以，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探索的根本目的，对外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是建设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文章指出建构“合作主义国家”理论是为了给现实权威主义政治树立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政治正当性，也是一个“进化的目标”，使它摆脱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向着“好的权威主义”进步。在此，作者沿着权威主义政治的现实轨道，完全放弃了主流理论“自由、民主”的优先目标，代之以“强大、繁荣、公正”。

文中有专门一章“自由民主主义批判”，显示作者与主流理论已彻底决裂、另起炉灶，后面章节将对此作深入介绍。

文章说，“为了不成为资本的奴隶，统治阶级有可能利用大众作为筹码制约资产阶级。权力与资本争权夺利的结果是，在合作主义国家中，大众的处境有可能比在自由民主体制中要好一些”。这是经典的共和主义和制衡理论，同时也反衬出大众永远的弱势和无奈。

文章再次与胡温新政相呼应：“儒家崇尚精英意识，但要求精英的所作所为[以民为本]。与之相应的则是[父爱主义政府]”。

文章首次袒露了作者分析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多党制、竞争性选举、议会斗争、新闻[口水战]等自由民主制度的行头都是浪花和泡沫。阶级及其较量是洋流。决定政治秩序和政治行为后果的不是这些喧闹的行头或道具，而是各个阶级力量对比的格局。政治是阶级较量的结果。但是决定阶级力量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与康晓光不同，笔者认为“决定阶级力量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

5，《仁政》（2004年）

6，《文化民族主义论纲》（2003年）

文化和意识形态，既是社会重构的重要部分，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权威+合作”的中国，有着全然不同于西方的目标和道路选择，必然需要自己独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效的合法性理论，也应该有民族文化的渊源，所以，作者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论”。

文章认为：“民族主义往往可以起到其他的意识形态所不能起到的一些重要作用。比如，在社会缺少凝聚力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在国民中造就一种共同意识；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起到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在社会的内部分化导致不同阶层间的巨大裂痕的时候，可以使人们减少对这些裂痕的关注，而去更多地关注其间的一致性”；“没有目标明确、团结有力的行动，一个民族终将一事无成。价值、理想、道德是凝聚人心、建立共识、组织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基本前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有效的价值、理想、道德应该是综合的产物，即综合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产物。一种开放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实现这种综合提供了可能性”。

作者的视线进一步展开：“在新时代，文化民族主义不仅仍然具有[传统功能]，还可以帮助一个民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从而提升该民族的国际竞争力。全球化使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可能，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将有可能造就一个[文化中国]”；“所谓[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涵盖了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又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对文化民族主义的限制”；“这意味着，文化民族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超越了政治民族主义的限制”。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从理念、功用到操作，作者都已有系统设想。“文化民族主义的要旨是复兴中华文化，并通过文化复兴实现全球华人的整合。这一文化复兴运动必先起于大陆，然后汇合海外力量，最终达到全球规模，成就文化中国”。

在此，作者再次强调儒学的核心地位：“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复兴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家文化。当然，儒学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抛弃那些与过时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和政治体制相关联的元素，保留与现代技术、社会生活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元素”； “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需文化民族主义。复兴民族文化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要复兴民族文化必须复兴儒学。对于民族复兴的理想来说，儒学作为一种学说的复兴远远不够，只有成为一种深入大多数华人日常生活的宗教，儒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此，复兴民族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教。这就是文化复兴的基本逻辑，也是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纲领”。

但是，作者推崇儒学，与其说是出于学术，不如说是出于实用主义考量：“今天重提复兴儒教，决不是为了重新挑起新一轮文化论战。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比，学术之争轻如鸿毛。我所期待的是掀起一场社会运动，并借助这一运动实现中华文化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即建设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

对待不同思想文化的态度，往往折射出思想者的方法论哲学，作者说：“现实的逻辑往往是[中庸之道]，不是你死我活，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融合。但是，实现中庸之道的途径，不是消灭这两种流派，用一个折衷的流派来取而代之，而是让两者共同存在，并维持一种健康的平衡”。

从孔子到当代，保守主义往往是一种理想主义。作者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需要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需要追求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勇气。一句话，我们需要乌托邦”；“有人说预言的力量在于其科学性，在于它可以使我们预见未来。其实，预言的力量远远超过这些。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逻辑上强有力的预言可以征服人心，并促使人们按照预言去思想和行动，其结果就是使预言真的成为现实，而如果没有这种具有魅力的预言，现实也许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状况”。

7，《中国特殊论》（2003年）

这篇文章是对“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论述，说明作者的学术建构已由政治理论深入到方法论和历史哲学领域。

文中，作者解释了自己勇于背叛主流传统、勇于创新的理性源泉：“人类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历史没有一个唯一的终点。人类的历史没有在西方终结。目前的理论是有限的人类经验的反映，不能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因此基于这种理论对中国所作的预测必定落空”。

作者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描述为：“这种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做出的应急性反应”；“如果我们把改革看作学习过程，那么这种学习很少是一种主动行为或预警行为，而是对危机作出的一种被动的反应”--这种描述无疑会令人产生疑惑：这样的路能否一直走下去？今天平稳不代表明天也平稳，不确定性似乎是这种改革模式的根本特征。

对此，作者的回答是：“一般说来，这种学习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学费不会白交。危机过后，会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应付危机的方法和制度。此后，这套体制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这种学习模式可以针对同类危机建立有效的免疫机制”--虽具“不确定性”，但仍然可以持续向好，这是不是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

作者承认：“同时，未来也是不确定的，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能否成功取决于问题发展的速度与问题解决的速度的竞赛，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于是，同意这种模式选择的理由可表述为：未来本无定，无论哪条路都有风险；在“次优”选择中，人们只能选择“最不坏”。

文中，作者提到现行体制的一个弊端：“由于专制体制信息不灵，中央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出及时反应，结果导致问题在全国蔓延，危机不断深化”--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但没有足够动力和能力发现、解决新问题，而且他们的利益计算还驱使他们倾向于隐瞒问题，直至瞒不下去。这是现行体制一大积弊，这也是吴思反复强调的传统专制社会“官僚与皇帝的信息战”。由于官僚阶层占据了信息上传下达的中心位置，他们在这场较量中很可能居于优势。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学习能力”；使每次“学习”，都“需要政府和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得到改善？作者没有提供答案。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作者提醒学术理性对于中国的未来应该保持足够的审慎：“不能用其他国家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甚至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中国在变化，中国的未来是开放的。目前，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合理地预测中国的未来”。

8，《十年不变：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2004年）

儒教激流中的康晓光

儒教激流中的康晓光 2005年11月10日12:22 南方人物周刊 康晓光 　　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种学问，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贫恰恰是从强者那里拿到一些资源，把它交弱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康晓光 　　1963年出生于沈阳。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 　　1998年，受聘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发展”。 　　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中国地区差异报道(报告)》(合著)、《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中国的道路》和《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等10余部专著。 　　-本刊记者 何干 　　今年9月28日，按公历推算，是孔子2556年诞辰。由官方主持的大型祭典，以山东曲阜为中心，在全球联合举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现场直播。出席公祭的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祭拜如仪，盛况空前。祭辞则以一种欣逢盛世的情怀对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表示衷心的颂扬。 　　如此高调的官方祭孔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去年的祭孔已经开始有了官方的性质，但规格要低得多。 　　在这个剧烈转型的历史时刻，这一事件很自然地被解读为具有文化以外的意义。 　　还在孔子诞辰的前一天，徐友渔即在媒体上对第二天的公祭活动表示了质疑和不安，认为举国同庆、全民公祭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嫌，于宪政和法理不符。 　　第二天，也就是祭典当天，鄢烈山接过徐友渔的话头，在大众传媒上表示否定祭孔的目的，并怀疑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真诚，批评康晓光以“儒教”为“国教”的主张，认为康晓光、蒋庆等人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在故作惊人之论。 　　近年来，在涉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在面对儒学，或者国学，儒教，或者国教的话题时，形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话题。共同的问题，不同的主义之间，往往尖锐对立。 　　原本，这些不同的主义都“在野”，局限于思想范围的操练，谁主沉浮尚属未定之数，也说不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但是，渐渐地，主流社会对它们的认同度明晰起来。批准成立国学院；允许公民个人以国学、儒家和儒教的名义公开活动；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国家宗教局局长出席挂牌仪式；直到公祭孔子。一个平等争议中的知识分子话题遂出现明显分野，“儒教”似乎已经引入主流社会，其地位也已经得以确立。这一开端十分引人注目。 　　而在主张以“儒教”为“国教”的保守主义学者中，以蒋庆和康晓光走得最远、最坚决。蒋庆偏居贵州山区，少有发言，惟年轻而活跃的康晓光的言论最富于刺激性，被引用和被争议最多，成为反对者的重点目标。在鄢烈山以前，学者张耀杰批评康晓光的文章，标题就叫做“妖言惑众，以笔助孽”！ 　　儒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 　　去年11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对康晓光的专访。一个多星期后，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阐述了他的新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近年来，康晓光写下了《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九十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等大量的保守主义政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是这些论著的提纲挈领的版本。 　　在这次激情演讲中，他首先给出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判断。康晓光新保守主义是直接从对现实政治的剖析入手立论的，他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内在运行机制有过详尽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业已形成一种“精英联盟”，并且处于“精英联盟”的稳定时期，这一稳定带来了事实上的繁荣，也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剥夺，造成了广泛的不公，“‘精英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这一部分的康晓光，尖锐而激愤。 　　而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超越经济目标去确立新的政治体制。要实现这些目标，康晓光认为，不能走民主自由政治的道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有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因为它不一定能帮助实现社会公正，“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因为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更好的方案就是“仁政”，“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在此基础上，康晓光描绘了“仁政蓝图”。 　　康晓光以他鲜明的观点站到了新保守主义者的前列。 　　康晓光说他对社会的批判超过了很多自由主义者。他自嘲道：“有人说我是被‘御用’的，扯蛋！谁会喜欢我？”同时，他强烈的保守主义言论也被视为另一种激进，他查看了网络上的反应，是“叫好的少，乱骂的多”。 　　而各方面对他的看法，康晓光一再强调，说好的说歹的，各种荣辱毁誉，对他来说，都没有影响。 　　至于祭孔，其实早已悄然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仪式”了。只是在此之前，这类活动进入不了传统媒体的视野。去年，康晓光就去曲阜祭孔了，并且献上了祭辞。今年祭孔，他当然是高调支持，并且亲身参与。不过，不是9月29日，他是10月2日去曲阜的，他属于“民祭”。他们这一帮“民祭”的都是10月2日去的，9月28日的“公祭”没有他们。 　　在“民祭”典礼上，康晓光面前放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他做了《儒化：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继续发挥他的“儒化”主张。 　　对于媒体近日对他的批评，他认为：一是情绪化的多，不通过分析；第二点是，问题不在祭孔不祭孔，有的人是在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观点，“不是在骂我”。他说，“我感觉要是美国政府来祭孔，他们就不会骂了！” 　　“他们反对我的主要是‘国教’的说法。我是2002年就提出了，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坚持认为，宗教对于一个社会是重要的。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种学问，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经世济用，广义的宗教。” 　　沉重的扶贫 　　与绝大多数文化学者不同的是，康晓光是从现实事务中走出来的。这种历练对于成就现在的康晓光显然是很重要的。由于这里既有经历，同时也涉及很多思想层面的内容，采用他本人的自述比较忠实—— 　　1986年大学毕业来到沈阳农业大学，报道的第二天就参加扶贫去了……开始接触贫困问题。1990年到了科学院，科学院跟广西是对口帮扶，号召和鼓励科技副职，我就报名去了。在广西呆了一年…… 　　回来以后，写了那本《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在农村贫困研究方面，应该说还是最好的。 　　当时中国的扶贫战略一个是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一个是扶持当地的贫困人口。两个目标始终是混在一起的，指向区域和指向贫困户的目标不分开。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百分之十都到不了。我当时来来回回地跑，对于扶贫的运行，特别是知道了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的好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体会是很深的。所以，我们明确地提出三个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变，由以救济为主向以开发为主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其中特别强调扶贫到户。始终喊这个口号，在会议上，电视上，媒体里，不遗余力地喊。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是意识到做事之难！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贫恰恰是从强者那里拿到一些资源，把它交弱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起诉”道德堕落和制度失灵 　　康晓光有两件事情，被遮蔽在日益高涨的国学和儒教话题背后。一件是扶贫工作，另一个就是他的一份“特殊的国情报告”。特别是后者，康晓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获得了广泛的注意。事情得从2003年7月说起—— 　　当时他正在忙着为一项“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撰写总结报告，远离京城的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一个3岁的小女孩，只有一个单亲妈妈，6月4日，妈妈把她锁在家里，独自出去了。后来，妈妈因在商场行窃被扣留，又因吸毒被强制戒毒。17天后，这个无人过问的女孩饿死在家中。这就是著名的“李思怡事件”。期间，她的妈妈曾多次提出家中有3岁的女儿，要求安顿好再接受戒毒；也曾跪地哭求警察；在押解去戒毒所的路上，她用头猛撞警车车门。但这一切都没能改变李思怡的命运。办案警察没有按规定给她们家、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情的住地派出所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家里一贫如洗，李思怡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已经褪色的绒熊玩具。 　　康晓光关注了3个月后，再也坐不住了。11月10日，他只身来到成都。 　　一个月后，一本惊世骇俗的专著——《起诉》，印出来了。 　　他把他原定的研究报告方案推翻了，这本书接续了那个贫困研究课题，重点放在追问道德义务和制度失灵。 　　“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康晓光提醒读者，他没有遵循冷冰冰的学术规则，使用了愤怒的诗性的语言。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康晓光写道。他以这本书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道德等层面为李思怡案“起诉”，并透过李思怡的悲剧检索当前社会弱者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部书稿在“考验了中国出版界的良心”之后，终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特刊”的名义，由康晓光自费印刷了3000册。 　　康晓光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但后来回味的时候，觉得非常值得，对他的一生都很重要。他甚至说，别看我做了多少事情，写了多少书，我一辈子有这一件事情都心平气和了。 　　康晓光分析道：“对于弱者的救扶，制度也有，机构也有，人员也有，经费也有，但是，当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像李思怡这样的人需要的时候，一个都没用。最关键的是人没人味儿。整个道德伦理全都把穷人抛在社会之外。我认为这也是二十多年改革以后，到今天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不仅仅是李思怡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最后，康晓光联系到了儒家思想。他说，“李思怡正好跟我女儿一般大。这个对我的刺激特别特别大。我看到我女儿就要想起李思怡，想到李思怡悲惨而短暂的一生，我就心如刀绞。这件事情使我对儒家的理解加深了不少。我真正体会到同情心，一种完全非功利的东西，体会到什么叫推已及人，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本身是认为人有亲疏远近的，但它并不是说，人就只关心自己亲近的人。所谓‘忠恕之道’嘛，‘忠’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通过这个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把仁爱普及到整个社会，最终达到一种大同世界。” 　　康氏脾气：火爆与温情 　　康晓光是一个争议人物。说不清楚有多少非议是他独特的个性和脾气招来的。 　　当他遇到“道不同”，不与你为谋的时候，他才没有耐心跟你浪费时间呢！他说话的方式基本上可以称为直来直去不加修饰。当他拉着他天生的长脸讨论问题的时候，仿佛他面对的只是问题，不是人。 　　今年8月，由文化热心人士信力健先生出资邀集的持不同文化观点的学者们在武夷山开讨论会，称为“武夷论道”。来的都是各有建树的学者。在这个会上，康晓光是最年轻、最坚定的保守主义学者，其他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分别比他大10至30岁左右。 　　康晓光发言不多，但他有3次发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天上午，在朱熹故居，盛洪讲完开场白，秦晖发言了，袁伟时发言了。康晓光接着说话。他的话立刻令人面面相觑。他冲盛洪说：“这是一个什么会？什么人都搞在一起，这种讨论什么用都没有。我们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再来跟大家讨论，现在建设性的东西还不多，还不到与各家各派碰撞的时候。这种形式的论道希望是最后一次。”盛洪赶快圆场，说讨论不一定要谁说服谁。 　　下午的讨论袁伟时在发言中提到蒋庆。康晓光接过话说，你不了解蒋庆，不要这样说。最后一次是一天晚上，轮到康晓光主持讨论。袁伟时在发言中又提到蒋庆，照例是这样开头：蒋庆先生不在，但他在这里，我也是这样说——这一次，康晓光的耐心全消失了，他更生硬地批评袁伟时，没有读蒋庆的书就不要这样说话！73岁的袁伟时立即回敬道：我读过。而康晓光就没有兴趣主持讨论了，请盛洪代劳，盛洪则一副长哥当父的样子接受下来。当然，后来康晓光为自己的态度道了歉，但康晓光总算让大家领教了他当仁不让的脾气。 　　这就是康晓光。没有人会怀疑他不加修饰的个性。他势必要为他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不时流露出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付出代价，在许多场合失去别人在第一时间喜欢他的机会。他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只是他不以为然。他说他喜欢独来独往，从来不参加各种年会学会，除非是同仁会，武夷论道这种“打乱仗”的会很少参加。 　　在武夷山，康晓光这种当仁不让的个性，还有一次表现。那是登山的时候，一位帮助会议做后勤的中年女性挎着一个包，康晓光注意到那个包的重量了，他请求她让他来。该妇女坚持认为那是她的义务。而康晓光差不多是以面对袁伟时一样的不可辩驳的神态请求着。相持之际，康晓光的表情也跟在讨论会上面对对立的问题时一样难以缓和。 　　2003年秋天康晓光在成都的出现，是李亚玲报道了李思怡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感动。 　　在去成都调查李思怡案之前，康晓光在北京给李亚玲打过电话。后者那段时间已经感到压力，不想再说这件事，也害怕再听那种一开口就泣不成声的电话。康晓光套了一阵近乎，没管用。李亚玲说，你来了我不会见你。 　　康晓光还是去了成都。给李打电话，回答说，在上班，没时间。他说，是我求你，我到你上班那里去见你。李那段时间最怕有人为这事到单位找她，立即回答说，不要来，来了也不见。傍晚，他到了李亚玲的报社楼下，再打电话。李出来了，叫他上车，说，好吧，你住哪里，我送你回住地。康一路求情，李无话可说。送到住地，该下车了，他坐着。突然，他哭出了声来，孩子似地哭诉：“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啦？”到此，李亚玲只得放弃顾虑，给予了可能的配合。 　　李亚玲说，康晓光是她见过的“最像孩子的大男人”。